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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和孔子中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别在哪里-【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0:07:13 阅读: 来源:外墙保温装饰板厂家

能力,感觉到这是唯一能感知到的真实存在且永远不变的东西,因而,以这种思维来衡量万物的性质与关系,并由此而引导到形而上的层次。他多少有些唯灵论的倾向,用万物皆有灵魂的解释来寻找人与物的共通性,而他自己的灵魂就是逻辑理性,那么万物的灵魂大约也是类似的东西。他所谓的“真知”就是找到物的“灵魂”,即万物成其为万物的原因。万物不是表面上呈现在人的经验世界面前的那种东西,而是经验感觉不到,只能由逻辑理性来把握的现象界背后的东西,他把那种东西(也就是万物的“灵魂”)称为“相”、“型”、“理念”。(这里,用“理念”的译法,可能更容易理解苏格拉底所指的含义。)

孔子则不同,他更侧重于经验理性,更相信人的感受能力和观察能力。在孔子心中,从未对逻辑能力有过自觉,他似乎不知道还有逻辑能力介入了人类的思考行为。所以,他的所有思想呈现出一种离散的趋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前后矛盾之处比比皆是。他本人并不在意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只是坚持他在当时当地的心理感受和直觉判断,从未试图用严谨的逻辑统一自己那矛盾百出、又自由自在的言论。当然,也正是借助于这种自由散漫的风格,才使他的思想带有原创性的美感和光辉。

由于缺少逻辑理性的自觉和过于依赖经验理性,孔子的思想局限于形而下的层面,且没有向形而上超越的动力。在孔子看来,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大概可归于他所谓的“怪、力、乱、神”之流,一概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概念,中国古代就有。《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之谓之器。”这种对事物的区分概念大概起自老子,后来的儒家特别是宋代的理学家将其附会到孔子的头上,甚至将《周易·系辞》也归为孔子的作品。近代以来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以后,当时的学者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词对译了西方哲学的类似概念。孔子尽管也下功夫,深入研究过易经,但似乎对这种“道”“器”之分,兴趣不大。在最能代表孔子思想的《论语》里,他的“道”远不是经验事实在形而上层面的存在根据,而是经验能直接把握的政治主张或某种实践方法。

真正多少有一点形而上概念的中国思想家是老子,他说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道”多少有些西方哲学本体论上的意义。不过,老子其人也缺少逻辑理性的自觉,他表述自己思想时,亦如孔子一样,散漫如决堤的河水,即兴而来,兴尽而去,闪耀着直觉主义的深刻与光辉,但没有形成浩荡有序的河流。他的思想风格颇像苏格拉底以前那些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巴门曼尼德之类的人物,留下令后人遐想无穷的神秘的智慧片断。

在苏格拉底和孔子的成长历程中,他们都遇到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启蒙老师。苏格拉底遇见的是巴门尼德,孔子遇见的是老子。所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接受了巴门尼德的思想,并沿着其思路进一步深入追问下去;而孔子则始终没有明白老子讲的道理是什么,与那种伟大而透彻的智慧擦肩而过,老子的学说遂成绝响。后世的庄子及以练丹养生为职业的所谓道家信徒们已远离老子的智慧水准,其五迷三道之处,甚至还不如孔子。

在苏格拉底与巴门尼德的讨论中,论及到“相”“一”等本体论问题,巴曼尼德以严谨犀利的逻辑力量将神的知识与人的知识剥离开来,让苏格拉底大吃一惊。两个人有着共同的形而上倾向,巴门尼德最欣赏苏格拉底的地方就是苏格拉底“不允许把考察的范围局限于可见的事物或只涉及可见事物的领域,而要扩展到那些必须通过论证来把握的,可以被当作想来思考的对象。”而苏格拉底毕生追问的也正是这种形而上的对象。

孔子遇到老子时,年龄要比苏格拉底遇到巴门尼德时大一些,用他自己的话说,已过而立之年。他向作为周室职业司礼官的老子请教了大量关于周礼的知识,而且深记于心,比如在日食时,送灵柩的车为什么要停下来等日食过去后才能继续前进等。对这类问题,老子也给了耐心而细致的解答。但对于真正能代表老子思想水平的“道论”,孔子深感无能为力去理解,见过老子后他对自己的学生说:“鸟在天上飞,我看见了;鱼在水里游,我看见了;兽在地上跑,我也看见了。对天上飞的,我可以用箭把它射下来;对水里游的,我可以用钩把它钓上来;对地上跑的可以下套套住。但我没见过龙是怎样乘风直上青天的,老子这人,大概和龙差不多。”

老子对这个年轻人的进取心和执着的意志大概有些欣赏之处,但对其热衷于繁文缛节的礼仪形式深感忧虑,他觉得孔子过于拘礼于“仁”“礼”这类形式化的原则、并且不遗余力地在现实中去推行,甚至把这种东西当作“道”来看待是十分危险的。他认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不过,他似乎因为绝望而没有在这些方面多加评价,而是以孔子能理解的方式告诉这位入世精神极强的年轻人,少议论些别人的是非,要时刻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可就是这点告诫,孔子也没听到心里去,他依然故我地藏否人物,依然故我地得志猖狂、失意沮丧!孔子的一生沉浸在经验世界里不能自拔,他是名成功的学者,在《诗》《书》《礼》《易》《乐》等古代典籍的整理上,下足了工夫,还亲自编写了史书《春秋》。从热衷于现有知识的分类整理来看,孔子更接近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大概他偶尔也会想一想老子那些翱翔于九天之外的奇思瑰想,但绝不会持久。他不是苏格拉底那种沉浸于逻辑思考不能自拔的人,他自己说也曾努力去思考些什么东西,但一无所获,还不如去看书学习。

类似的体验在后来的明代大儒王阳明身上也曾发生过,他努力对着一片竹林试图沉思些什么,以致于走火入魔,接近精神病。由此看来,他们始终没有把逻辑理性作为思考对象和思考工具,而只能借助外界的经验事物或已有的经验知识展开新的联想和发挥,这种形而下的经验主义色彩也构成了中国主流文化的标志性精神,李泽厚先生将这种精神命名为实用理性,那说的是在实践领域的表现。我所说的经验理性更多的是描述其在认识领域中思维的特点,这两个词说的是一件事。

逻辑理性是能接受一部分经验理性的,毕竟,人类在经验感知能力上的差别并不太大,谁也不能拒绝观察,谁也不能否认眼皮底下的事实,这也是西方的唯理论能与经验论交相辉映、互为阐发的原因之一。而让经验理性接受逻辑理性则有些困难了,尤其是对逻辑理性无所自觉、又在经验世界中没有发现逻辑理性力量的人来讲,要他承认有逻辑理性都很困难。人,不能理解自己头脑里没有的东西!他头脑中没有逻辑理性,你硬让他想,不想出毛病来才怪呢!孔夫子、王阳明都这么想过,想的结果是孔子重归经验,回到阅读经验材料的状态,就是他所说的“学”;而王阳明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将思维完全当作是种主观的东西,想什么就是什么,所谓“心外无物”,这其实也是种经验主义,因为其思想中,建立不起来思维与思维对象的联系,但又感觉到自己有思维,于是以抛弃思维对象的方式来保证对自己直接体验的忠实。他把握不住思维与外界事物的一致性,他的思维从外界事物上看不到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从来没有建立起对现象界背后本原的信念,只能知道自己在思维着,甚至将思维当作外界事物。可外界事物依然存在呀!王阳明是一种内敛型的经验主义,将经验的范围只专注于内心的直接体验,而放弃他无法继续思考的外界事物,与孔子那种经验主义的实质是一样的。

孔子代表了中国的经验理性传统,这种传统只相信由经验观察带来的知识,这种经验观察一部分是对外界事物的观察,另一部分是对自己心理感觉的观察,这些观察造就了一种复杂的知识体系。由于缺少逻辑理性来揭示各种经验事实背后的内在联系,所以这知识体系看起来博大庞杂,但内部却矛盾百出,支离破碎。经验理性是一种民族传统,它滋养出孔子,借孔子之口又加以强化,直到近代以前,中国人从未在理性的层面上对经验知识有过任何超越!

必须说一下孔子的“知”与苏格拉底的“知”的区别。苏格拉底曾说过:“我比那人只多一小点儿智慧,就是不以不知为知。”这话与孔子说的“知之为之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颇有相似之处,很多人以这两句话为凭,认定孔子和苏格拉底一样,有共同的求知态度。这种判断忽略了“知”作为实体在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想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含义,对他们来讲,“知”这个词完全代表不同的意思,孔子的“知”乃是指经验知识,比如读一本书,了解一件事儿,他所谓的“不知”,就是没读过那本书,不了解那件事儿,(潜在的含义是知道或承认有那本书和那件事儿的存在,只是自己没读或不知道而已)。他所谓的求“知”,就是去读那本书、了解那件事儿,如果读过那本书、或了解那件事儿了,就算是“知”了。他的“知”实际上是经验知识的累加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何以会出现的原因进行追问,而这种“知”恰恰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不知”。苏格拉底毕生所追求的就是想弄明白千变万化的经验事实背后永恒不变的“相”是什么,只有弄明白了“相”,才是真正的“知”。他说他接受神的启示,去考察每一个被认为是有智慧的人,结果却发现,那些人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那些人所知道的都是经验知识,而且很丰富。

和孔子一样,那些人把经验知识就当作“知”,因经验知识丰富就被称为有智慧。而在苏格拉底看来,肤浅的经验知识累加得越多,离其背后的“相”就越远,这种自以为是的“知”越多,就越远离真理、就越接近愚昧,而且是知识带来的愚昧!苏格拉底从未与孔子谋面,也未进行过对话,但苏格拉底对另一些希腊人的追问,可以看作是与孔子的对话,因为那些人和孔子一样,以经验理性为皈依,以了解经验知识为“知”。这些对话的结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的“知”,正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不知”,而苏格拉底的“知”,是孔子不知道、也无能为力理解的东西。不过这种差别不宜简单理解为中国思维与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别,因为作为一个地域范围内的人口群体中,是包括有各种思维能力的人的。中国人中也有去探讨形而上知识的人,只是数量稀少而已,比如老子,他的“道”与苏格拉底的“相”精神相通。希腊人中也有和孔子一样,以了解经验知识为“知”的人。老子在中国文化中不是主流,而以了解经验知识为知的人在西方的数量相对来说也要更多些。我觉得准确的说法就是经验理性与逻辑理性的差别,二者在求知方向上是截然不同的,由于方向不同,经验知识积累得再多,也难以形成本质上的超越;而逻辑理性追问得再深,如果得不到经验事实的支持,也只能是难以入世的玄想。后来人类的知识史证明,只有将逻辑理性与经验理性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产生由人类智慧创造出的、而不是观察和摹仿出的知识。

还有一件名同实异的事值得廓清,那就是关于人自身的认识。孔子《论语》中借弟子曾参之口说过一句名言:“吾日三省乎已”,希腊德尔斐神庙前镌刻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十分欣赏这句箴言,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苏格拉底把这句话变成了希腊人的格言。确实,单从这两句话本身来看,的确非常相像,至少都是一种反省自身的态度。但如果追索其后续的意义,又是另一回事了。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其实是对自己行为中道德因素的检讨,他后面跟着就解释了自己反省的内容:帮别人出主意,是否设身处地地从别人的立场出发?与朋友交往,是否做到诚实守信?给学生传授知识是否做到了尽心传授,并且让他们反复练习直到学会为止?按照他的思路,如果做到了这些,就是君子了,否则,就是小人。也就是说,他反省自身的目的,是求得道德上的完善,这种道德上的紧张是自孔子以后中国思想家共同的特征。

苏格拉底似乎从不怀疑自己的道德品质,在这方面他超级自信,认为自己在品德上没有任何问题,没必要反省。他对自我的认识是与世界的认识融为一体的,自我只是人的一员,而他想认识的不是人的某种具体属性,如是否正义、是否明智,而是一种所有人成其为人的共同的原因,即人的“相”。关于人的“相”,后来有不同的解释方向。一种是将其理解为灵魂,追问人的价值属性;另一种是将其理解为一种生理存在,发展成为关于人的生理科学。概言之,苏格拉底所理解的“认识你自己”,是一种试图弄明白人为何物的求真的思索,或许从反省的态度上,苏格拉底与孔门高足曾参有相似的地方,但从反省的方向和内容上,却大相径庭。按苏格拉底的思维方式,曾子的“自省”实在够不上“反思”,不能称作是认识自己,只能称作是完善自己。

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考对象不同。

经验理性所能观察到的只是经验事实,而经验事实多以独立的不相关联的面貌而存在,因而,其所看到并加以思考的对象就只能是孤立的现象,而不是一个整体的世界。在孔子的视域中,最明显的对象就是人、及人与人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精力。他从不关心自然的物质世界,有时,在极其穷困的状态时,他也发出“天道”、“天命”之类的感慨,但他所说的“天”不是自然界的天空,而是上苍、造物主之类的概念,是他意识中那种比较淡漠的“神”的名字。他十分重视人的政治、社会活动,但轻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当有学生请教耕种技术时,他用自己不如老农回绝了不算,还背后骂这个学生是小人。简言之,孔子思考的对象是人及人伦,不仅不包括自然界的物质对象,甚至连人的除了伦理之外的其它属性都不包括。

汉儒董仲舒提出过一套“天人感应”的思想,并附会到孔子的身上,后人又衍生出“天人合一”的概念,冠到儒家头上。而在孔子本人那里,并没有“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说法,在他的思想中,“人”和“天”是分离的,正是由于这种分离,后儒们才用穿凿附会的方法杜撰出一套天人合一学说,来弥合这个分裂的经验世界。中国人事实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做到“天人合一”,实际的情况是,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由于天、人是分离的,所以才想合一,才有“天人合一”的追求。但由于只从经验直觉来理解“天人合一”,所以,永远不能把“天”与“人”放在共同的“相”的基础上来理解,也就永远找不出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来。

以人伦为思考对象,决定了孔子才是为真正的道德哲学家,或者说,他只是位道德哲学家!按照哲学界一部分学者的看法,中国古代就没有哲学。的确,如果要寻找从整体上与古希腊哲学一致的思想成果的话,中国古代的确没有。但就某一专门领域,特别是人伦领域的思考方面,中国人有着太丰富的论述,远远多过希腊人。如果我们不太计较每个术语必须严丝合缝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中国有道德哲学,孔子就是中国道德哲学的创始人,也是世界道德哲学的创始人。

亚里士多德把苏格拉底称为道德哲学家,很多人延袭了他的说法,所以,在今天的一些哲学史著作中,常见到将苏格拉底称为道德哲学家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个误解,我已在前文详细分析过,此处不再赘言。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孔子才是真正的道德哲学家,苏格拉底不是,他是一个西方完全意义上的哲学家,他的思想是将人伦与自然混为一体的,他所思考的对象是人、思维、外部物质世界融为一体的一个整体的对象,在这对象中,人和物虽各自具有他们的“相”,而这些“相”很可能又有共同的“相”,即归之于“一”。也就是说,他的思想中,“天”与“人”本身是一体的,从未分离,所以,后来的西方哲学家也提不出“天人合一”这样的愿望。至于当代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天人合一”理念的神往,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而且也是西方民间经验思维的反映。在西方世界最顶尖儿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那里,很难看到对这种所谓“东方智慧”的感动!

孔子和苏格拉底所创造出的知识体系性质截然不同。

推崇逻辑理性的苏格拉底,其思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内敛聚焦特性,他在讨论任何一个问题时,总是将问题引向深入,引向他所关心的“相”。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倾向称作是追求普遍定义,他排斥一切出自直觉经验的个体化判断,反复寻找一种有普遍意义的答案,例如他与卡尔米德讨论什么是明智时,卡尔米德先说明智就是沉着,苏格拉底反问:明智是否是美的?卡尔米德表示同意。苏格拉底又说:沉着不一定是美,比如运动不够沉着,但它是美的。如果明智是沉着,它就一定要美,现在沉着不一定美,所以明智不是沉着。这个推理让卡尔米德改了主意,他又说,明智就是谦逊,苏格拉底又用同样的方法证明,明智不是谦逊,因为明智本质上是好的,谦逊则是既好又坏的。如此种种,当然,讨论最终也没有找到明智的普遍定义,但苏格拉底不接受任何来自具体经验的结论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

孔子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从来不去追问任何东西的普遍定义,也不关心它的普遍定义。他习惯于即兴发挥,一事一议,如同卡尔米德一样,随机下着定义。他的主要概念:仁、礼、道、君子、小人等,每次提的时候所指都不一样,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人总有不同的说法。比如他认为背主求荣的人是小人,可是当评价同样是背主求荣的管仲时,又因为管仲曾使齐国强大、文明开化有功,他就称之为仁人,这让他的弟子们难以理解。有人统计说《论语》中出现了109次“仁”,但孔子没有一次给“仁”下个普遍的定义,一件事放在这个人这里就是“仁”,放在另一个人那里就不是“仁”。这不仅是一个持相对主义价值观的道德问题,而是孤立的经验理性在思维方式上的反应。孔子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和受到苏格拉底追问的那些人一样,经受不住逻辑理性的拷问。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出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一是苏格拉底围绕某一问题展开的不断加深的追问构成的知识体系,尽管这种体系不一定得出最终结论,但在思考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看法常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而且,其提问的方法始终是一致的明白易学,任何人只要掌握了他提问的方式就都可以独立使用这种方法,探索类似的问题。因此,他的这种知识体系便于标准化、规范化,便于复制与传承。另一种是孔子代表的经验理性,他留下的是对具体的人或行为的各种具体判断,而且全是具体场合下的具体判断;换个场合,同一个判断者面对相同对象又会作出另外一种的判断。孔子说这个人是“小人”,那个人是“君子”,这件事“仁”,那件事“不仁”,这件事合“礼”,那件事不合“礼”,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化的标准,完全随他即时即地地感受,别人永远不知道他的下一个判断将会是什么,因为别人永远不会有和他一模一样的心理感受。弟子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给类似的人或事下结论,比如他一向讨厌夷人,认为那是文明之外的野蛮人,有国王也不如中原人没有国王。但当他感慨自己不得志,宁肯投靠夷人时,有学生提醒说,那可是您一直反对的鄙陋之地啊!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住在那里,也就不鄙陋了。”类似的事很多。他活着时,其弟子就摸不清他判断问题的标准,死后,弟子间的分歧就更大。其实,不唯孔子的弟子不知道他判断事物的标准,就是他本人也存有多处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他是不把这种矛盾当回事儿的,因为他觉得只要是忠于自己当时的经验感受,就实现了一以贯之的态度,具体结论的矛盾因为出自同一个人,所以变得无关轻重了。

孔子和苏格拉底本人那里,都没有形成任何固定成形的知识体系,他们都是极富原创性的人物,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命题和思考方向,将他们的一些话连缀成所谓体系是后人做的事,而且,任何一种连缀都带来了僵化,都伤害了他们的思想神彩。但相比较而言,延着苏格拉底的思路所形成的体系至少内部的逻辑是自洽的,任何一个人延着他指出的任何一个方向走下去,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完整、内部一致的体系;而孔子的继承者们创造的体系亦如同孔子本人的言论一样,矛盾百出,后世被称为儒学的那种东西,内部从来未建立起任何的逻辑一致性。

孔子和苏格拉底对政治的态度不同。

苏格拉底不去从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如他自己所说的,自己不是从政的材料,如果从政,早就被杀了。说明他对自己的天性和政治活动的性质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明白一心求真的天性与政治活动所需要的圆滑与伪饰必然会发生冲突。另一原因是他以探索世界真理为职业,并从中获得了莫大的快乐!这种快乐不仅远远地压倒了政治所能带来的快乐,甚至弱化了他的物质享受欲望,他不仅没有任何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想法,甚至放弃了致富谋生的营生,全身心地沉浸在对世界本相的追问之中。

苏格拉底对政治的疏离远不同于孔子在官场失意后表现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放弃式牢骚,这种牢骚被后来的中国失意文人发展成一种不负责任的愤世嫉俗情绪,他们常因自己不能当政便诋毁政治本身。苏格拉底丝毫没有这些东西,他对政治缺乏兴趣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心态。他尊重眼前这个自己也许并不太喜欢的现存的政治秩序,并且模范地按一个公民的本分尽应尽的政治义务:服兵役,依法担任部落代表大会主席等,而且按自己的政治良心对“三十寡头”统治的不义行为进行了沉默的抵抗。他疏离政治,但不逃避政治,更不诋毁政治。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绝不放弃探索真理的职责;作为一名公民,他严格地恪守对城邦应尽的政治义务。此外,他还表现出一种坚定的爱国主义原则:宁肯被处死,也不离开自己的母邦。

相比之下,孔子似乎从来未建立起过任何一种政治忠诚。他不忠诚于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他的祖国—鲁国,也不忠诚于任何一种政治原则,包括他自己提出的“仁”与“道”;他赋予自己可以随时随地解释这些概念的权力,那些被他攻击为乱臣贼子的叛臣,如公山不狃之流,只要肯重用他,他也愿意投靠。他是一个使气任性的人,基本上只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他所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或“合则留,不合则去”,实际所依据的并不是什么明确的政治原则,只是当时“老板”对他的态度和自己的心情。“老板”对他态度好了,多给面子,他就高兴;一旦别人表现出一点儿伤他面子的地方,他就受不了。有次,因为卫灵公跟他说话时,心不在焉,抬头看着天上的大雁,他就气得离开了卫国。他一生周游列国,不受重用,大概也和这种去留随意、毫无原则的浪漫气质有关。

和苏格拉底不同,孔子是个极度热衷政治的人。在行为上,他汲汲然所追求的就是能被明君重用,当个能执掌朝政的大官。在思想上,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对政治问题的思考上。他念念不忘的“礼”,实际上是种政治制度;他谈论最多的“仁”,实际上是种政治道德;他奉为原则的“道”,其实只是种统治技术;甚至他对音乐、诗歌的解释,也渗透了政治情节。如果按思想的主体内容来判断一个思想家的属性的话,孔子更适合被称之为是政治思想家,甚至连道德思想家都算不上。因为他很少谈过政治之外的人的道德,如职业道德等。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忠于自己思想原则的人。苏格拉底忠于的是逻辑理性,孔子忠于的是经验理性,苏格拉底始终如一的教条刻板和孔子无从把握的随意任性都只不过是他们所坚持的思想原则的外化。

他们都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而且,也将其当作对别人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几乎做到了自己所提出的一切:无条件地热爱真理、热爱祖国、恪守法律,纵使死亡也改变不了他的原则和行为,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孔子则不同,常常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还总能为自己善变的行为找到义正词严的理由。他也知道自己这个毛病,承认说:“我和大伙儿一样,批评起别人来头头是道,但要让自己真正按君子之道做,却做不到。”孔子当然是个道德君子,尽管他热衷于从政,但对那些没当官时挖空心思去谋官,当上了官后怕丢官,为当官、保官什么事儿都能干的人,他十分瞧不起,称这些人是“患得患失”的“鄙夫”。在这方面,孔子真做到了“君子坦荡荡”,鲁国司寇那么大的官儿,说辞就辞,毫不含糊,说明他是忠于自己原则的。但对有些问题,他的言行就不那么一致,比如他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但他自己却是个很讲究生活品质的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且很讲面子,只是个教书先生时,也得有辆马车,不能徒步行走,以保持和大夫们交往时的身份一致。不过他不是个虚伪的人,他的这种言行不一致也不是故意说一套做一套,而是在这个场合下,他心理上有什么感觉就说什么,有什么愿望就做什么,这和他始终忠于自己经验直觉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比如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时,那一刻真沉浸在“道”的探询中,确实顾不上吃什么、穿什么这类事儿了;可一旦闲下来,不讨论“道”,该吃饭了,那么他就觉得也该讲究讲究了。再比如他没当官时,确实觉得君子应该宠辱不惊,“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可一旦当上官儿后,确实觉得真是高兴,就犯不上压抑自己,所以当学生批评他面有得色,与原来的说法不一致时,他就理直气壮地说:那现在成为人上人了,确实高兴啊!他其实是个性情中人,当有人问他是否应以德报怨时,他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说白了就是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他看不上谁了,当场就骂;过后如果又发现这人有些好处,马上也可以收回自己的批评,立即褒扬,比如对晏子轻率反复的评价,他觉得这是在尽做人的本分。总的来说,他恪守住了自己所提出的大的道德原则,比如在漫长而艰苦的等待过程中,他有过多次政治上的动摇,如“乘桴浮于海”呀,“欲居九夷”呀,投奔他平素看不惯的叛臣公山不狃和佛肸呀,等等。但是,最终他都没有做这些事,还在过着他颠沛流离的日子。他的动摇,在我看来是一种真实人性的自然反应,流露出一种凡人平庸而温暖的气息,让他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可亲的人。

说实在的,对于苏格拉底,我怀着由衷的崇敬,他那种说到做到的力量,散发着神性的光芒,让我们敬畏,让我们害怕,让我们可望不可及。而孔子则不同,我们欣慰地发现,我们所具有的一切毛病,似乎他都具有。他十分亲切,亲切到让我们感觉到他就是我们自己,这种水乳交融的感觉让我明白了,孔子其实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灵魂,每个中国人心里先天就有一个孔子,这不是通过教育和知识的传承而来的,甚至也不是通过环境潜移默化而来的,而是像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一样,和我们的肉体生命一起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恐怕也正是这种人性上的通融,才造就了孔子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他们都被现代的学者公认为理性主义者,但他们本人都带有某些非理性的气质。从苏格拉底对待死亡的有些神秘的向往和对灵魂不灭笃定的信念中,我们看到了邪教中才有的迷狂;同样,在孔子不加约束地放纵自己对于故去亲人的悲情、不惜影响正常生产劳动的冲动中,我们也看到了不负责任的情绪冲动。这些,实在称不上理性主义。也许,面对真实完整的人性,任何理性与非理性的划线都显得脆弱。

他们在为人处事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地方。孔子极端蔑视体力劳动,不仅自己不稼不穑,而且还反对学生学习这些技术。苏格拉底则不同,他似乎关心一切技术,极端推崇劳动,他把农业劳动上升为科学,称农业为“最高尚最必须的事业”,并认为,“对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在他流传于世的《经济论》中,十分内行地讨论了从选择土壤、种子,直到收获的全过程的农业技术。也许是由于这种重视生产技术的态度,使得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与实际的生产劳动比较紧密地结合,成为优秀的科学家。而中国那些最有影响的所谓思想家,都和孔子一样,远离技术与劳动,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虫禄蠹;中国也有神乎其技的农人、工匠,但却远离文化殿堂之外,不仅得不到士大夫的尊重,甚至也得不到他们同行的尊重与热爱。这些优秀农人、工匠的理想是让自己的子孙读书做官,不再受这些劳作之苦。缺少一流人物思想的介入,恐怕也是中国的技术始终没有成为科学的一个原因。

在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中,把孔子称为最早的平民教育家,说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改变了当时教育只属于贵族的传统。这种说法很难站住脚。

首先,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最早的教育源于贵族,相反,最早的教育多半起源于祭司之类的神职人员,中国历史上叫作巫史、巫祝之类的人。这些人大都身份神秘但地位卑贱,孔子本身的出身“儒”即丧礼上的吹鼓手,也是一种神职人员。这证明,文化教育与巫术和祭祀的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神职人员最早的知识是得于职业上的方便,所以说,教育一开始就具有神秘性和下层性,不是专属上流社会的高雅玩意儿。孔子本身的办学经历也证明,教育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想当官又没当上官的平民百姓,这些人读完了书后被称为“士”。也就是说,教育一直就对平民是开放的,用不着由孔夫子来开什么先例!孔子对教育的真正贡献是首开收费教育,而且与同行进行过激励的竞争,比如少正卯的学馆就曾使孔子的“生意”三次受到损失,以至于他当官后,杀了此人泄恨。从现代的观点看,孔子大概是最早将教育办成一种产业的人,他的“有教无类”可能只是市场竞争中的一种激进的竞争手段,他的学馆“杏坛”绝不是雅典“学园”,那不是一个探讨知识、追求真理的地方,而是一个交流情报、建立关系网、共同图谋出人头地办法的地方。用当代中国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说,这不是什么正规大学的科班教育,倒像那些面向官员和企业家的高收费的MBA班。

我觉得这种教育传统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坏处远远大于好处,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之间不是单纯的师生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职业政客集团,多少像一个四处寻找机会的流亡“政党”。开始,可能是一部分学生的学费养活了孔子,并给他提供了与政界人物交往的“启动费用”。后来,可能还有一大部分慕名而来的学生一直扮演着这种“交费客户”的角色,所谓“弟子三千”就是指这类人。而和他最亲密、又最有影响的弟子,即所谓“贤者七十二”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他们可能共同分享孔子的学费收入,而且几乎肯定地是分享过孔子的俸禄收入,说通俗些,是靠孔子养的。他们想借孔子的名气获得仕途上的发展,孔子也要靠这帮学生的拥戴,才显得势力强大。事实上,不少学生是靠孔子推荐当官的,如子路、冉求、子贡等;同样,这些弟子一旦当官,也忘不了帮衬老师一把,孔子最后能回到鲁国养老,就是靠冉求在季氏那里当官立功,才找机会将他召回去的。正是由于这种利益纽带的联系,才使得那些人数十年如一日地追随着他,事实上,这些人早已经没什么可学的,也不用学什么了,只是绑在一起“干禄”的团伙而已。中国的历朝历代、直至今天,形成政治群体的原则常常不是政治纲领、政策,甚至政治利益,而是血缘、地缘和师生情分这些东西。

孔子与学生间的这种关系就是由师生情分组成政治集体纽带的最早的例子,科举制兴起后,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了,以结伙从政为目标的教育机构离现代文明所需相去太远了,所以,在这层含义上,将孔子当作被现代文明称为“教育”的那个行业的创始人物实在有些名不符实,我更倾向于将他理解为中国古代所说的“朋党”中的领袖人物。朋党与现代政治中的政党也大不一样,现代政党是为获取明确的政治利益、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下,形成的有纲领、有规则的政治组织。朋党不同,它或许有一定的利益取向,但总是很含糊地混杂于私人品德评价之中,组成朋党的纽带不但有血缘关系、姻亲关系、地缘老乡关系,还有类似孔子与其弟子间的师生关系。这些人之所以聚在一起,与别的群体有所区别,主要是靠上述那些更多的是基于感情基础的人际关系,而非明确的利益或理想。因而,他们推崇自己领袖和打击对立面的理由带着同样强烈的感情色彩。在推崇自己领袖时,很少见到对其政治主张的信仰,多数是对其“道德文章”的颂扬;抨击对立面时,也鲜见对其政策、纲领及施政后果的理性批判,多是对其为人处事作风所做的人身攻击。简言之,自己这一帮人是“君子”,别人的一帮人是“小人”。本来应明明白白的利益问题最后变成含糊不清、极端情绪化的人际纠纷,这种现象,不仅出现于政治团体中,而且也现于各种社会团体、特别是学术团体中。中国其实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学派,有的只是不同因缘形成的师生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之间明示差别的主要标志不是某种学说,而是谁是谁的弟子,谁对谁的态度怎么样。这一切的一切,与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所组成的那个不大不小的稳定团伙何其相似。

在漫长的、不计功利后果的交流讨论中,苏格拉底这位自称不是任何人教师的人,居然有了一大批自称是弟子的追随者,而且这些人中有些成为人类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如柏拉图、色诺芬等。从这一点来说,苏格拉底尽管不好为人师,但却是比以教书为职业的孔子更为成功的教育家,因为他教育出了比自己更强的人,而孔子的弟子中没有人能达到孔子本人的水平。最好的教育家一定是能教育出比自己更强的弟子才行,最好的教育就是能培养出更多的向纵深处探索真理的人的教育。从实际后果看,苏格拉底已开辟出一种教育传统,一种开放的、非功利的、自由探索真理的传统,这一传统是西方自由与科学的基石。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中有两句话,一是说“孔子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另一是“说孔子与希腊‘智者’,其行动颇相仿佛。”这两个评价应该说相当到位,很能说明问题。但冯氏又说“苏格拉底本亦是智者,其不同在他不向学生收学费,不卖知识。”此语矛盾,收费教学,本是智者派的主要特点,苏格拉底从未与之,如何称苏格拉底也是智者派?持此种说法的人是当时有意迫害苏格拉底的人编造的谣言,不可以讹传讹。苏格拉底之不同于“智者”,正如苏格拉底之不同于孔子。

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是述而不作的人,似乎不擅长写作,没有留下亲笔写的作品,思想主要见于其门人信徒整理的谈话记录中,于孔子形成的是《论语》,于苏格拉底形成的是柏拉图整理的《对话集》。孔子曾整理“六经”,那多半出于教学需要的教案,更多的是既有知识的汇编,不能算作他思想的代表。我想,他们只说不写的风格并不意味着其不擅文事,只是处于文明草创时期,想得太多、无暇下笔;而且想得太全,以至出口成章。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对话当作他们的文章,通过读他们的对话领略其不同的文风。

中国人常说“文如其人”,这句话并不完全,如果加上“人如其思”,就完整了。苏格拉底和孔子的文章和他们思维方式及为人品行一脉相承,体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

苏格拉底的东西集中、深刻,抓住一点即向纵深发展,不旁枝逸出,追求逻辑上的完整一致。因此,他的对话滔滔不绝,就是读到最后,也弄不出他确定的意思最终是什么,这不怪苏格拉底,因为他提出的就是一个凡人几乎给不出答案的永恒的问题:“相”是什么?读苏格拉底的东西,有时是种折磨,他总是提出悬念,回答这个悬念时又产生了新的悬念,起初你会有兴趣,但很快由于这种没完没了的悬念让你无法忍受,开始觉得有些无聊和沉闷,直至疲惫不堪,于是,你会放下他的书。但稍过两日,你的体力稍加恢复,一个念头又冒了回来:上回那个事儿最终怎么了?于是,再去看他的书,再跟着重新来一遍追问。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苏格拉底表现出一付铁石心肠,毫不动情,这种个性使他远离诗歌这种多愁善感的文学形式,他并不以希腊人普遍景仰的诗人荷马为神圣,几乎从不写诗,据说他唯一的诗歌作品是在狱中写成的,而且还是句毫无诗意的理性箴言:“不要用民众的智慧来评判美德。”他接受了巴门尼德的忠告,力求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实在意义,从不像诡辩家那样云山雾绕。但由于他思考的对象过于宏大,几乎没有一个句子、甚至一篇文章,能讲清楚他最本质的思想,所以,他没有留下多少警策简短的箴言。他的东西必须通篇全读,才能琢磨出一点儿意思。他总是直奔主题,不留余地,其文风冷峻如刀,有时带来的伤害让你痛苦,以致搁卷。然而稍假时日,你会怀念这种痛苦而凌利的感觉,渴望着再来一次。他的书,是引领你不断去经受苦难挑战的诱惑!

孔子完全是另一个风格,他让你如沐春风。他是感性的、多情的,他是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的总编,所以,浑身上下洋溢着诗的情绪。他极为善感,似乎从来不思考问题,只是感受问题,绝大多数言论都不是基于理性分析的判断,而是出于情绪的感叹。他的语言也一如诗歌,简短、清澈,带着通俗易懂的大众哲理光芒。他没有长篇大论,如果你不计较他在通篇的逻辑上的矛盾的话,那么他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成为经典,你总会在遭遇某个与他类似的窘境时,不由自主地浮出他的句子,那时,你觉得他的每句话都充满着人性的温暖,都是对你所遭遇苦难的关怀与安慰!不是吗?当我们感慨年华老去时,孔子在黄河岸边那句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就自然地浮现出来了吗?当我们鞭策自己,要对自己一生的价值有个交待时,孔子的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不就浮现在耳畔了吗?当我们已经饱受打击,面临绝望的时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岂不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

我爱读孔子,尤其在脆弱的时候,他能安慰我们脆弱的心灵。尽管深思起来,他的话除了让你觉得自己并不孤独之外,也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但已足以支持你度过那最沉重的时刻,使你免于心理崩溃。

我也爱读苏格拉底,尤其是在强大的时候,他让我燃烧起探索世界奥秘的热情,激发人类掌控这个世界的信心。

孔子是弱者的哲学,苏格拉底是强者的哲学,而我们是充满矛盾的人类,忽尔弱小,忽尔强大。

不管怎么样,他们的书是值得反复读的,他们都是那种圣雄式的人物,与人类的智慧同时降生。他们视野开阔,思想自由而深邃,无拘无束,他们还想不到用精致的文体美化发自心底的自然的声音,而是任由思想像洪水泛滥般地席卷一切人类的认知领域。他们的表达形式带着文明草创期的原始与粗糙,但也散发着起点和终点浑然一体的深度与力量。在他们面前,没有我们所面临的狭隘的学科分化与庸腐的知识堆积,他们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创造,每句话都是真理的提示,每句话都是一个探索的方向。他们的思想力量,不是借助精美的文学形式,而只能用最朴素的语言,用最初级的谈话这种形式表达出来,但却穿透千年,至今仍是人类智慧星空中最深邃、最有魅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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